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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,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个品种中,与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鸭梨、菠萝、巨峰葡萄、白鲢鱼和胡萝卜,幅度分别为4.1%、3.3%、2.0%、1.6%和1.4%;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洋白菜、白条鸡、平菇、大黄花鱼和芹菜,幅度分别为3.9%、1.7%、1.6%、1.1%和1.0%。
企业是创新的主体。大企业,底子厚、实力强,在科技创新中的角色举足轻重。中小企业,有灵气、有活力,亦能支撑大创新。“大”与“小”,有差别,但可相通。
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薪火相传,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。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,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特征,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,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,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,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,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。”充分理解中华文明的内涵及其价值,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,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。
从晏城枢纽出发,跨越近24公里,穿越德州市齐河县和济南市槐荫区、市中区,到殷家林枢纽结束……在京台高速齐河至济南段(下称“齐济段”)改扩建工程项目指挥部,工程可视化展示画面将参观者的视角引向高空,俯瞰整条线路。随着视角“推进”,这条双向12车道的高速公路令人倍感震撼。
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,柬中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,感谢中方为柬方提供的无私帮助。柬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,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,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,携手构建柬中命运共同体。
3月17日下午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黎平县肇兴侗寨,观看侗族大歌表演,察看村寨风貌和侗族文化展示中心,深入侗乡织、染、绣特色产业基地,同乡亲们亲切交流。
随着参与网球运动的人逐渐增多,中国网球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。纪宁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:“我们在做一个项目,在北京朝阳区规划一个‘大满贯网球文化公园’,将汇集所有大满贯要素。人们既能在此观看全球顶级赛事,也能在场地上训练和比赛。”纪宁说,这仅是一个案例,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网球运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,也越来越专业化。作为体育产业的参与者与观察者,纪宁表示,不仅北京,全国各地网球运动设施也发展得越来越好。
眼下,37余万头(只)牛羊在甘肃省张掖绿洲农业区完成一整个冬天的“异地借牧”,陆续踏上返回牧区的旅途,祁连山下广袤的农田也进入了春耕黄金期。
两位状态上佳的中国球手此番较量颇显激烈。当日吴宜泽首局就打出单杆131分,并在前四局取得3比1的领先优势。休息过后,经验更为丰富的肖国栋抓住机会连胜三局将比分反超。此后吴宜泽顽强反击,两次扳平场上比分,将比赛拖入决胜局。关键时刻,肖国栋顶住压力,打出单杆73分,最终以6比5惊险取胜,淘汰吴宜泽晋级八强。
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行为被称为“开盒挂人”,背后是畸形的“饭圈文化”,而随着网络群体对立的愈演愈烈和技术的更新迭代,现如今已逐渐演变为系统性的网暴工具,被公众深恶痛绝。此次未成年人对孕妇“开盒挂人”的行为再次触痛了大众的神经,更让人产生了极大的疑虑和担忧:一名13岁的未成年人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获取他人的隐私信息?个人的数据安全还有保障吗?
最近两起企业补税事件引起市场关注。一是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要求补税8500万元,因这笔税款被追溯至1994年,使得税务“倒查30年”成为舆论焦点。二是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月份收到当地税务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,最近企业宣布停产。上述两起事件,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。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,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,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“雪上加霜”。跟多位省级、市级税务人士交流得知,目前并没有全国性查税部署。一些地方根据当地税收大数据风险提示等对个别企业查税,是日常工作,也是税务部门正常履职。毕竟税务部门主要负责税收、社会保险费和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,发现偷逃税、少缴税行为,理应依法制止,否则就是渎职。(第一财经)
中央要求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,税制改革是重头戏,未来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个税等主要税种还将有进一步改革举措。笔者呼吁,在税收征管不断强化的同时,为促进企业、个人实际税负维持在合理水平,未来税制改革应当统筹考虑降低名义税率。
比如,东莞在今年2月提出,设立最高5000万元“算力券”,对制造企业、软信企业、高校院所等通过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租用市内外智算资源的,按不超过实际服务额50%给予每年最高100万元资助。
罗森:我认为,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——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——更加重视中国。比如,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、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,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,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。学术上的主要贡献,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,出版了《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》,在我之前,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。其次,我认为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是我写过的最“聪明”的一本书。以云冈石窟为例,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,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,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: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,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。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,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。我想呈现的是,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。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。例如,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“爱奥尼亚柱头”(Ionic capital),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。明清时期,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,在书的最后几章,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。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,比如龙和凤,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,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。这种交流并非单向,而是双向的、相互作用的。《莲与龙:中国纹饰》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,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,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,在本土发展,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,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。乍看之下,这似乎微不足道,但实际上,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。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,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,也广泛存在于陶器、瓷器等领域。